有关古代墨盒的作文素材

嵌珐琅狮子戏球铜墨盒

晚清时期，文人士子及商贾帐房的案几上又新增了替代砚墨功能的铜墨盒一族。盒面上除錾凿刻雕外，偶亦施以珐琅工艺。图为晚清镶嵌掐丝珐琅彩狮子滚绣球纹，单边5.3厘米见方的黄铜墨盒。与众不同的是，该墨盒盖面并非常见的满地遍施珐琅彩，而是以黄色铜面为底，内中铲剔出图纹的凹陷廓形，再于其间贴丝填彩，焙烧后打磨至与盖面齐平，抛光而成。

攫人眼球的是墨盒盖上，那金灿灿的底色映衬着一头鱼尾、虎纹、象牙，憨态可掬的七彩乳狮，正嬉戏追逐着一团五彩缤纷的绣球。从丝丝风动的弧线中，让人感受到所嵌之物的生动活泼和虎虎生风的兽王威仪。狮首上形同十七八世纪西方绅士拳曲发型的鬣毛，又可窥出开埠后的晚清，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印痕。而盒面上曾遭硬器敲击的斑斑遗憾，倒为这方绚丽的七彩珐琅铜墨盒添凿了些许岁月的沧桑。

笔、墨、纸、砚，是最基本的书写工具，合称“文房四宝”。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要原料的手工墨，同时又发明了纸，砚便花样翻新起来，不但有石砚、瓦砚，而且出现了玉砚、陶砚、漆砚和青铜砚。它们或方形或圆形，或山形或龟形，有的还带有三足。自此，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阶段，制作工艺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南京博物院所收藏的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就代表了汉代制砚的杰出成就。

鎏金镶嵌兽形铜盒

东汉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1970年出土于徐州土山汉墓，墓主为东汉某代彭城王。该墓虽早年被盗，但仍出土有银缕玉衣及玉、银、铜、漆器等精美随葬品100余件。

铜盒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通高10.2厘米，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盒盖与盒身以子母口相合，浑然一体为伏地神兽。首似龙形，双目呈三角形，睁目凝视，两眉突起，并饰双角。伏地匍匐、咧嘴露齿，其下颌前伸，巧妙地构成贮水墨池。腹微鼓，扁平光滑的长方形石砚置身其中，石质为甘肃临洮石，上置圆形研石一块。尾卷曲藏腹下。背脊隆起，双翼凸显。背部中心设一桥钮，可系绳，便于提揭。出土时，砚堂上尚有墨痕，证明其为墓主生前实用砚，而非陈设品或明器。南京博物院藏。

铜盒砚的整体形状貌似蟾蜍，头生双角，身添羽翼，张牙瞪眸，四足蹲伏，是当时的吉祥神兽。秦汉以来，古人对蟾蜍颇为敬畏，认为是镇凶邪、助长生的吉祥物。《太平御览》引《关中记》就记载说：“蟾蜍头生角，得为食之，寿千岁，又能食山精。”由于汉代求仙思想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企望成仙升天，故而给诸多祥瑞神兽添加上通天的双翅，这里的蟾蜍形盒砚亦不例外。

此砚可当之无愧地视为汉代制作工艺的至臻之作，又系考古发掘出土品，实为罕见的稀世文房之宝。

七彩珐琅铜墨盒

元明时期，伴随着古丝绸之路清脆孤凉的`阵阵驼铃声，被国人称作大食或鬼国窑的珐琅器也来到中国。与此同时也缓缓输入了掐丝珐琅的烧制技艺，即“景泰蓝”工艺。

格在器胎上。然后用各色珐琅彩釉填入施点在金属丝轮廓内，经过烘烧、打磨、抛光等多道工序后才制作成器。因其底色以蓝色釉彩为主，又于明代景泰年间开始在北京大量烧制，故被称作“景泰蓝”。明中期以后至民国初年，珐琅工艺被争相用于观赏与日用的器物上。

晚清时期，文人士子及商贾帐房的案几上又新增了替代砚墨功能的铜墨盒一族。盒面上除錾凿刻雕外，偶亦施以珐琅工艺。图为笔者所藏清末民初镶嵌掐丝珐琅彩狮子滚绣球纹黄铜墨盒。与众不同的是，该墨盒盖面并非常见的满地遍施珐琅彩，而是以黄色铜面为地，内中铲剔出有图纹的凹陷廓形，再于其间贴丝填彩，焙烧后打磨至与盖面齐平，抛光而成。

引人注意的是，墨盒盖上那金灿灿的底色映衬着的一头鱼尾、虎纹、象牙、憨态可掬的七彩乳狮，正嬉戏追逐着一团五彩缤纷的绣球。从细致入微地刻画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所嵌之物的生动活泼和虎虎生风的兽王威仪。狮首上形同十七八世纪西方绅士卷曲发型的鬣毛，又可窥出当时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印痕。而盒面上曾遭硬器敲击的斑斑残痕，也为这方绚丽的七彩珐琅铜墨盒增添了些许岁月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