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讲课散文

说是讲课，其实是说话，而且是结结巴巴前说后忘前言不搭后语脊背发凉头冒虚汗地说话。

我是个顿口拙腮、木讷寡言的人，能少说话就尽量少说话，时常是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把跟我说话的人急得什么似地。我平生最羡慕的，是那些一说话就滔滔不绝、口吐莲花的人。跟人吵架，对方一句话就把我给噎住了，我脸红脖子粗地走开后才想到“刚才如果这么吵的话，他就只有干瞪眼的份了”。半生不熟的人凑在一张饭桌上五马长枪，是我不擅长的，实在推不掉勉强去了，往往因为我的沉默和无趣使气氛变得尴尬，而我只有自责。人多的大场面，我尤其恐惧说话，只是往犄角旮旯里缩着躲着。所以，我爱静，爱独处。但是，“世事相违每如此”，你猜得着开头，却往往料不到结局。就像我，越是不擅长说话人家越是来逼迫你说话，干的硬的，没得商量。

我在中文系混文凭时，老师要求每个学生试讲一节课，课文自选，评价项目有仪表仪态、口语表达、理解能力、师生互动、板书和教案设计等方面，计算学分。因为此前从未上过讲台，我惶然不已，大无畏地去问老师可不可以不讲，老师答得干脆又明了：可以不讲，只要你不想毕业。

看来，只能备课了。选定课文后，查找资料，编写教案，并向同学请教。教案完成后，我向一个同学讲了一遍，同学指出几处需要改进的地方，说：“总体还不错，相信自己，加油！”直到这时，我才有那么一点点信心了。我想，一样有鼻子有眼的，别人可以，我也可以。于是，我变消极为主动，早晚死记硬背，并在头脑中勾画出正式试讲时的一些情形。

一天上午，我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故作镇定地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石壕吏”三个字，歪七扭八的，接着写“杜甫”，没想到，用力过猛，“杜”字刚写了半边粉笔“嘎嘣”一声折断了，我惊出一身冷汗。稍稍平复下情绪，再拿粉笔，颤巍巍地将“杜甫”两个字写浑全了。然后，瞅着教案，声若蚊蝇地念了起来。很奇怪，预习时几乎能背诵下来，此时此刻，眼睛余光一扫下面，脑中只剩下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念些什么。更要命的是，我看见老师坐在最后一排瞪着眼，满脸严肃。一分神，我更是结结巴巴、气若游丝了。阿弥陀佛，好不容易念完了，准备谢场，老师已疾步而至，硬硬地说：“你这不是讲课，是念课，而且念得也不怎样。我告诉你，本次试讲不及格！”不管是讲课还是念课，不管及格不及格，毕竟是上了一次讲台，于我而言，开创的意义大于一切。此刻忆及，我实在应该感谢老师给我出丑的机会，还应该感谢同学们自始至终忍受着我的出丑。

阴差阳错，造物弄人。后来，我竟然开始了记者生涯。经过岁月的淬炼和生活的捶打，说话的能力似乎“提高”了一点，但本性难移，做了编辑后，最终还是返回到过去时。

我总觉得，让口拙者去讲课，就像让矮子去参加跳高比赛一样，多少有些滑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又遭遇了一次讲课。

在我栖身的这本杂志创刊5周年的.时候，虽然诸多事宜早早提上议事日程，但到头来还是有好多的“想不到”。其中，最大的“想不到”就是，领导让我给陕甘宁青四省（区）的三四十名通讯员讲课。我犹豫了退缩了胆怯了。面对我的解释和逃避，领导掷地有声：“我不需要听什么理由，你不但要讲，而且还要讲好！”

这种情形怎么似曾相识？

搏一搏吧。不就是说说杂志的栏目设置、投稿须知和存在的问题嘛，轻车熟路的，怕什么怕？即使真的失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像一个穷途末路的赌徒似地自己给自己打气。接下来，整理讲稿，搜寻资料，对照网页摸索制作PPT课件，反反复复，我的心情是诚惶诚恐的，我的日子是黑白颠倒的。偏偏，我就感冒了，过了两天，妻子也感冒了，最后连女儿也未能幸免。形势逼人，不敢懈怠。我这个罪魁祸首一边吃药一边忙活，真难为妻子和女儿了。随着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又不可抑制地患得患失起来，尤其是讲稿，写了几遍都不满意。最近的一次，里头甚至都注明了“此处语言宜活泼”“此处宜用重音”“此处图片讲解是重点”等提示语。后来看了一下，张牙舞爪的，抽了几支烟，决定重写。

但是，且慢，为什么要重写？为什么重写了还不满意？我是心知肚明的，症结的关键是，我有说话障碍——这障碍来自于自己，且是与生俱来的，妄想清除障碍，结果徒劳不说，还犯了“戒律”。诗人、作家韩东曾列举关于写作的诸多“戒律”，其中一条的大意是：不应要求比自己还写得好，你是什么水平就只能写出什么东西。将写作换成说话，我的犯戒就在于，我总想说得比自己还好，总想说出超过自己水平的东西。于是，顺理成章地产生了说话障碍。痛定思痛，我决定正常说话，即：按自己的水平说，说成什么是什么。没想到，这招还真奏效，讲稿过关了，内心安稳了，走上讲台轻松了。客观地说，那次讲课，课件图文并茂、讲解条分缕析，反响挺好的。

想想，说自己这样不行那样不济，原来都是借口、都是遁辞，因为，该来的终会来，是你的就是你的，躲也躲不掉。所以，尽管平常心面对，做回真实的自己，哪怕把脸上涂地五抹六道呢。那时，你会听到一个发自肺腑的声音：我已经尽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力，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