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到底什么是国学

马一浮

　　国学概念的渊源与流变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庐山下面有个——现在也还叫——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为当时的“四大书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这个地方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白鹿洞国学是个什么意思呢?是所学校。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国学”这个概念是有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有的，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那么“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要知道这两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被处罚的人员，梁启超跟他的老师康有为跑到海外，而黄遵宪呢，当时在湖南参加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黄遵宪也受到了处分。他有在日本的经历，有外交经验，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其实他很稳健，在湖南的时候就提出主张渐进的变革，反对激进的变革，实际上他跟康、梁的激进是有区别的，但还是处分了他。

在慈禧太后政变后的晚些时候，被革职的黄遵宪回到广东老家，而这个时候梁启超有一段在日本。他们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启超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看不到了，我们看到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黄遵宪在信里说：“你提出要办《国学报》，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探讨国学概念可以暂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这一年，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黄遵宪——试想，他们在晚清，是何等样的地位，何等样的人物——他们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国学”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我们知道，在1898年——维新改革最高涨的时期——当年五月，张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劝学篇》。他在《劝学篇》的“外篇”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设学”——设立学校——他说在课程设置的时候，要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可是在1921年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转述张之洞的主张，他说，自从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国一时以为“至言”。——以为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谁都同意。可是，他在转述的时候做了一个改变：张之洞本来是讲“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转述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从此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判断，一个晚清以来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断，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的人记在脑子里了，而忘记张之洞在《劝学篇》里面本来讲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我们今天研究“国学”这个概念的渊源与流变，我可以说，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学”，梁启超转述的时候讲的“中学”，跟“国学”的概念——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讲的“国学”的概念——几乎是同等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套传统的学问。可是，当时虽然这么讲了，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时间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这个时间很重要。在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北大这个《国学季刊》的发刊词请胡适之先生来写，胡适之先生就在这个发刊词里讲——他因为有西学的底子，又有中学的底子，他喜欢下定义——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他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讲这些了——后来到“国学”的概念继续讲的时候，都不见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很难把握住哪些是这一“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当然唐代的文化内容多了，经学在唐朝也很发达，有《五经正义》——但唐朝的佛学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时候，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出现了，就是理学，以朱子为集大成的理学。而到明代，则出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清代中叶的时候——主要是乾隆和嘉庆时期，清代的学术比较发达——这时候的学问，以考据为主要特征，也叫“朴学”，甚至也叫“清代汉学”。

就是这样一个学术史的流变，大家觉得这就是“国学”。你看钱穆先生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后来整理成书叫《国学概论》——他首先讲，“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恐不立”，然后说明，他书中讲的是“本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和变迁”。而马先生给“国学”重新下定义的时候，也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只不过他并不认可这个定义。因为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马先生觉得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